学人小传 

　　来新夏（1923—2014），浙江萧山人。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系，师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启功等名师。1946年大学毕业后到天津担任中学教师。1949年入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后分配至该校历史研究室攻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范文澜担任其导师。1951年奉调到南开大学工作，由助教循阶晋升为教授。曾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主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兼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天津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等。来新夏的学术生命长达70余年，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学、方志学与图书文献学。他治学严谨，功力深厚，成果宏富，主要著作有《方志学概论》《古典目录学》《中国图书事业史》《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目答问汇补》等，以“纵横三学，自成一家”享誉学界。 

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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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南开大学八十年校庆之际，来新夏于校门前留影纪念。照片由作者提供 

2007年2月，“来新夏方志馆”在故乡萧山开馆，次年3月留影。照片由作者提供 

　　来新夏与方志学有着不解之缘。 

　　他的祖父来裕恂先生是清末秀才，20世纪初负笈日本弘文书院研习教育学，回国后在浙江萧山从事新式教育活动。工作之余，来裕恂先生潜心学术，著有《汉文典》《中国文学史》《萧山县志稿》等。幼年目睹祖父焚膏继晷、笔耕不辍之情景，来新夏深受濡染。1960年前后，正当盛年的来新夏应历史学家梁寒冰邀请，参与新方志编修，自此克承祖业，倾力于新编地方志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修志工作步入正轨，修志队伍迅速壮大，然而经验与理论知识储备的不足，致使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为此，来新夏勇挑重担、躬身力行，辗转华北、西北、中南、东南地区，通过举办培训班讲授方志学基础理论与相关知识，组织人力开展方志学专业研究等方式，为修志实践注入学术支撑。 

　　可以说，来新夏不遗余力，殚精竭虑，穷尽心血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为现代方志学奠基，更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与精神财富，堪称中国现代方志学建设发展的拓荒者。 

　　主编新时期第一部《方志学概论》 

　　建立一门学科的标志，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在大学设立相关专业；二是形成系统教材，即“原理”“概论”“教程”等基础课教材以及专业课教材；三是在社会层面设有对应的实践机构。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来新夏率先垂范，主动请缨，在修志培训班讲义基础上，领衔主编了高等院校教学用书——《方志学概论》，于1983年8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方志学概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部方志学教材。全书除前言外，分为五章，分别为方志与方志学；历代的方志编纂与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方志整理、研究与编纂；方志编纂的原则与体例；方志编纂的方法与步骤。全书对方志的起源、名目、种类、性质、特征和作用、历代方志的现存状况等进行了概述，又对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及其意义，方志学与其他学科诸如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同时，来新夏和编写组成员还对历代方志编纂与方志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旧志整理与利用、方志学研究进展、新方志编纂等方面问题。 

　　全书的核心部分，在于其中第四章《方志编纂的原则与体例》与第五章《方志编纂的方法和步骤》。在第四章，编者阐释了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指出：“编纂新方志，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他同时强调，编纂新方志，要把社会经济放在首位；要详细地占有资料，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引申出科学结论；必须深入实际，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核实资料；必须在掌握大量可靠资料基础上，认真探索事物发展规律。在第五章，他就编志机构的建立、专业人员的培训，编志过程中资料的搜集、鉴别和整理，分撰志稿与总纂志稿，方志编纂中的几个关系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在涉及方志资料来源时，他将其分为“死资料”和“活资料”两种，“死资料”包括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旧史志及族谱资料、金石碑刻资料、私人著述（笔记、日记、回忆录、调查记等）、工商实业资料、图像照片资料等；“活资料”则包括口碑记录、实地及实物考察测绘等。书中还专门论述了方志编纂需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这也是由来新夏最先提出，之后在许多场合都进行了阐释与总结。以上种种，对于刚起步的中国现代方志学而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地说，来新夏主编的这部《方志学概论》，具有开山发轫之功。书中附录也颇有价值，包括《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其后附有《新编省、市、县志基本篇目》；《省市县地方志编纂工作意见示例》，涉及《〈湖南省志〉编写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关于编写〈武汉志〉的几点意见》以及《县志编修初探》。这几份资料，为地方志编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附录的最后一部分为《方志学重要书目论文索引》，收录了自1912年1月至1982年7月间的方志学相关重要书目及部分论文索引，并分为方志书目、解放前论文索引和解放后论文索引三类。这为我国方志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工具和研究门径，体现了来新夏所一贯奉行的“为人之学”的主张。 

　　万事开头难。这部《方志学概论》虽仅22万字，但由于多数作者缺乏方志学教科书编写经验，加之本职工作繁重，编写进度不一且文字水平参差，组稿、催稿、统一体例、润色文字等任务几乎都落在了来新夏一人身上。他不惮艰难，不辱使命，终于完成了这部方志学的奠基之作。 

　　推动现代方志学学科建设 

　　自20世纪80年代起，来新夏便致力于现代方志学学科建设。除主编《方志学概论》教材外，他还通过发表文章、举办讲座、开展培训等多种方式，逐渐构建起中国现代方志学体系，为开展修志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来新夏不仅在国内积极倡导中国现代方志学建设，还将方志学传播至海外，提升了学科的国际地位。1991年秋至1992年春，来新夏在日本独协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为日本大学生系统讲授《中国方志学概论》，课程涵盖方志与方志学、中国历代方志的编纂与研究、新编地方志基本情况、旧志整理与刊行等内容。其授课引发日本学者关注，他们因此委托来新夏组织稿件，编辑出版了《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一书。 

　　1992年5月，来新夏和王德恒联名发表了《论方志科学》一文。文章首先从指导思想、阶级属性两个维度，厘清了旧方志学与方志科学的本质区别；其次是明确了方志科学的学科定位，提出“方志科学应当是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横向综合性的独立学科”，并强调这一定位既是客观社会实践的需要，亦由其特有研究对象所决定。此外，文章还系统归纳了方志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即地方志书本体研究、编纂原则与方法研究、编写组织工作研究、应用研究、方志学发展史研究、方志领域相关因素研究等。在此基础上，两位作者构建了包含普通方志学、专科方志学、应用方志学与比较方志学的方志学科体系结构。 

　　1995年，来新夏又独立撰写并发表《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一文。文章从历史学角度分析与论述了方志学理论脉络——清代以前学者的方志观，清代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对方志学构建的贡献等。在文中，来新夏从综合性研究、分区性研究、专题研究、专著等方面剖析了方志学理论研究现状，并介绍了港台学者在方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文末，来新夏呼吁：“我们应对新旧方志学的区别、新方志学的学科地位、新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等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经过努力，写出一部有一定理论水平的新方志学理论性专著，使方志学的理论研究获得新的成就。” 

　　正是出于这种理论自觉，来新夏多年来始终致力于方志学学科建设，发表了《漫话地方志与文史资料》《漫话地方志》《关于比较方志学建设的思考》《论新编方志的人文价值》《地方志与文学研究》等重要论述，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方志学建设。 

　　指导地方志编写工作 

　　理论源于实践并反哺实践。方志学学科建设的最终目标，并非让学者们钻进象牙塔坐而论道、闭门造车，而在于更好地指导地方志编纂工作，提高编纂工作质量与水平。 

　　为切实指导地方志编纂实践，来新夏不辞辛苦，先后赴太原、长沙、武汉、苏州与天津等地，在地方志骨干培训班亲自讲授《地方史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更将地方志编写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归纳为七对关系，即史与志的关系、分志与总志的关系、资料与论述的关系、新志与旧志的关系、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全面与重点的关系、人物传编写中的各种关系。 

　　关于“史与志”的关系，来新夏将其归纳为“同源异体、殊途同归、相辅相成”，并认为“史和志不一定要划得那么清，史中有志，志中有史”“地方志不妨志经史纬，整个的经是志，每个问题的叙述是史的发展”。 

　　关于“分志与总志”的关系，来新夏认为其关系的主要矛盾在总志，“总志方面要先劳后逸，高瞻远瞩，周密考虑，保持主动”“主持总志的机构和人员应该永远保持主动权”“总志对分志要提出规划，这个规划要比较细，比较严，甚至文字、格式等方面都要讲究一些”。他认为，如果总志对分志的撰写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则有可能带来旷日持久、难以收拾的局面。 

　　关于“新志与旧志”的关系，在来新夏看来是批判与继承的问题。对于旧志，要有“明足以决去取”的能力和水平，“新志是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组成的综合性志书，不是旧志的所谓继续。” 

　　关于在编写地方志过程中人物立传的问题，来新夏坚持“不以地位、等级为立传标准”，而应以人物对社会的作用为原则。主张正面人物要立传，使其流芳百世；反面人物也要立传，让其遗臭万年。对于大人物当然应该立传，而对于地方上一些“小人物”，也要立传，以防被埋没。来新夏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那些在当时名声不显的人，其有关资料往往会被后世所利用。 

　　1983年2月26日，来新夏专门为《天津港史》编写人员讲授了《地方史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内容包括资料工作地位、资料征集、搜集资料提纲制定、资料来源与整理、资料鉴别与利用等。可以说，这篇讲稿对于地方志编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指导意义。 

　　1984年，来新夏就新编地方志的标准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新编地方志应综合考量政治、论述、资料和结构文字等四大标准。政治标准，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须反映时代政策要求；论述标准，需兼具全面性、时代性及地方性；资料标准，就是要对文献、口碑、实物遗迹等进行考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作出正确判断；结构文字标准，则是要做到广采诸体，综合表述，且体例统一、篇幅平衡。 

　　1986年8月，来新夏在乌鲁木齐市为新疆修志培训班学员讲授了《志书的资料工作和编写》，他从介绍当时地方志编纂情况入手，讲述了资料征集、整理、鉴别与利用等问题，同时，就修志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讲解。他认为，志书要有个性和特点，要反映全面性、时代性与地方性，并就人物排列、生人入志、语言文字等问题发表见解。最后，围绕地方志审稿事宜，他提出了“四合一主编制”的主张，即“观点、材料、叙述、文字合为一个主编。”所有这些，都是颇为有效且能保证志书质量的重要举措。 

　　为地方志编修工作者辩诬 

　　1998年7月7日，天津《今晚报》“天外天”专版转载《信息日报》6月26日文章，编者根据某学者观点，将标题拟为《新中国首次大规模方志编修让人哭笑不得》。见此言论，来新夏当即撰文《为十万修志大军一哭》予以驳斥。文章针锋相对，特别指出：“我认为首次修志是成绩斐然，成果丰硕，成就巨大，这‘三成’是应该大颂大赞的盛事。相反地，我当为贡献青春，贡献一生，不计名利，默默耕耘的十万修志大军最终落个‘哭笑不得’而一哭。”此后，来新夏又写了《知错必改——学术批评杂论》一文，发表于1998年11月4日《中华读书报》，重申立场并呼吁建立平等、理性的学术批评机制。 

　　随后，来新夏在《新世纪的修志思考——写在第二届修志之前》一文中，再次肯定了首届修志的成绩：“数千部新志，数百部方志学专著和数万篇论文，使中外学者无不叹服：这是当代中国最宏伟的文字工程……体现了第一届修志事业的空前繁荣，达到了历代修志的新高度。” 

　　来新夏这种尊重事实、仗义执言的精神很是令人感佩。 

　　为志书作序，提升社会影响力 

　　翻读《来新夏文集》第三册，我发现有一个“志序”专辑，其中收录了他为各种志书撰写的序言，共计58篇。这些序言（跋语），大致可以归为四类。 

　　一是为自编著作所作序跋，如主编的《方志学概论·前言》《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序》等，及个人专著《志域探步·自序》和后记。 

　　二是为地方志图书文献所作的序，如《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序言》《中国地方志文献·学校考序》等。这些序言，大都篇幅较长，且知无不言，旨在提高书稿质量，促进方志学学科发展与建设。如2001年，他致信《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主编之一的金恩辉时坦言：“承邀作序，已于今日完成，近5000字，可能长了点……你的细则中有些矛盾处，如收录范围前后不一，我在序中采取笼统说法。” 

　　三是为方志学工作者著作所作的序，如《中国方志史·序》《题滨久文集——〈方志学新论集〉·序》《题毛东武〈方志语言学〉》等。 

　　四是为各类地方志作序。作为地方志研究的著名学者，来新夏对于地方志的编纂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亲自指导，还热心作序予以支持。就地域而论，包括为天津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津南区，浙江萧山，山西平遥，河北冀州，山东德州、青州等地的地方志作序。这些序言，大都在千言乃至数千言之上，是对修志工作者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值得一提的是，来新夏虽学富五车，且是文章高手，但这些序言的写作并非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而是在认真通读全稿的基础上，字斟句酌、数易其稿才完成的。仅举一例：2012年10月23日，来新夏在致《冀州市志》主编常海成的信中说：“前嘱撰《冀州市志》序，因篇幅较大，精力不济，阅读进展甚慢，而多年习惯非读全书不动笔，致延误时间，屡烦周金冠先生与您电话敦促，实感愧疚不已，尚祈原谅。”“读志将近一月，而撰志序又三易其稿，迟迟交稿，尚有不当，请订正。”为《冀州市志》作序之时，来新夏已年登九秩，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撰写书评，为促进地方志工作开展不遗余力 

　　在《来新夏文集》第三册，还有一个专辑，即“志评”，收录了来新夏所写的有关地方志的评论文章63篇。这些评论，包括自著的方志学著作提要、方志学书稿的审读意见，更多则是对于地方志类图书的评论与读后感。就地域而言，便涉及天津南开区志、红桥区志、津南区志、北辰区志、汉沽区志和西青区杨柳青镇志，浙江萧山县志、青田县志，山西晋中地区志、运城地区志、阳泉市志、榆次市志、临汾市志、潞城市志、晋城市志、平定县志，山东青州市志、乳山市志，河北唐山市志，河南新乡市志、商丘地区志、洛阳市志，江苏莫愁湖志、江宁县志、无锡市志、江阴市志、镇江市志，安徽桐城市志，福建厦门市志，广西南宁市志，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志，广东顺德县志，贵州遵义市志、修文县志、铜仁市志，甘肃武都县志等；就行业而言，有天津军事志、公安志、城市建设志，《洛阳市志·文物志》等；就机构而言，有《广西通志·政府志》《农七师志》等，可谓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包罗万象、鲜有遗漏。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书评，大多是来新夏古稀或耄耋之年，甚至是在病中完成的。如《〈盂县志〉读后》，一开头就说：“收到《盂县志》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出于一种对事业的感情，急于想看到这部新诞生县志的面貌，但当时病情较重，医生和家属都不同意我看书，甚至报刊，加以尚在吊针输液，难以捧读这样一本精装巨作。大约经过半个月，病情趋于稳定，吊针也被撤除，处于服药恢复阶段，经过医生同意，家属才在我的再三督促下，把志书送到医院来。我就在摇起来的病床上，半倚着开始阅读经过十五个寒暑辛勤劳作而成的这部《盂县志》，并随手札记一些读后所得所见。”再如《读〈桐城市志〉》，开篇这样写道：“1996年春节时，我因病住院，在病中收到《桐城市志》，因医嘱不许阅读写作，家人复匿书不给，以致稽还时日。今年年初，体力略见恢复，正欲展读而桐城志办专函催促，以《志评集》亟待集稿，并见告志界耆宿傅振伦前辈已为撰文，益增愧疚，遂勉力开卷。”每当读到这些文字，就仿佛看到来新夏在病床上艰难阅读、在书桌前吃力书写的情景。 

　　来新夏是极为要强、极为认真的人。对于作序、写书评，一定要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每当为人作序或为志书写书评，一定要阅读书稿或样书，然后才执笔成文，做到言之有物，言必有据。1999年3月，他在收到《温州市志》后致章志诚的信中说：“自去冬访问港澳台，耗费精力过甚，回津后即病倒，加以腹泻，更感不支，入院治疗，春节前回家，至今仍在服汤药。看来年龄不饶人，书评容后再议。” 

　　类似这样的文字，在《来新夏文集》和《来新夏书信集》中还可以找到很多。我们从这些文字中看到，来新夏先生为了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建设与发展，为了使方志学获得应有的一席之地，为了使广大修志工作者得到应有尊重，奉献了自己大半生精力。而今，方志学研究已蔚然成风，方志学成果汗牛充栋，专业人才辈出，薪火相传。先生若泉下有知，当展颜慰怀。 

　　（作者：刘运峰（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现代出版研究中心主任） ）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8日11版）